本書作者翟東升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深耕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多年，對于貨幣與金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以及美國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獨到見解。在最新著作《平行與競爭：雙循環時代的中國治理》中，他運用其多年來所形成的政治經濟戰略思想對后疫情時代的世界格局的發展與變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翟東升表示：世界格局從來就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美式全球化只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有進就必然有退，并且這種進退是與主導性帝國的興衰相伴而行的。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不斷擴張，世界進入了美國獨霸的時代，但如今，美國深知，要想繼續穩坐世界中心的位置，只有守住科技與金融霸權。因此，從2010年夏開始，美國在科技、經貿、資本等各個領域與中國加速脫鉤，原本互相嵌入的世界市場體系正逐步分裂為兩個相互平行、相互競爭的體系。

另一方面，“美式全球化”所創造的增量財富主要由華爾街、倫敦金融城以及美國西海岸的高科技企業所分享，其他群體卻成為利益的受損者，比如英美等國的藍領階級，30年來他們的名義收入并沒有太大增長，這讓他們感覺自己是全球化的輸家。如今在美國內部，自由和民主之間出現的背離，也是“美式全球化”發生逆轉的重要原因。

翟東升在書中坦言：21世紀世界的基本面貌，既不取決于中國的美好愿望，也不取決于美國的一意孤行，世界格局的最終走向，還是要在中國、美國以及若干重要的參與者之間多主體博弈之后，形成一種新的均衡。平行時代的到來既為中國的偉大復興提供了機會之窗，也對中國的治國理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看到的是，強國之路，并非坦途！面對前進路上的種種難題，大國需有大治。

大膽地擁抱平行時代

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化時代的贏家之一，正因如此，許多人擔心全球化逆轉將不利于中國的繼續崛起。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屬于典型的刻舟求劍型思維。中國的成功之道在于與時俱進、銳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認為的中國是靠美國的幫助才發展起來的。全球經濟體系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開放本身并不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繁榮和富足，開放度與人均GDP之間沒有明確的相關性。東亞發展道路中的開放，其主要價值在于有力地促進了各自國內的改革，中國的國內改革也往往需要“以開放促改革”。全球化時代我們當然應該搞改革開放，那時的改革是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那時的開放是向美國及其盟友開放。如今世易時移，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但這個新時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獨立探索，而新時代的開放則是以我為主的、面向全球的開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只要我們應對得當，與時俱進，那么每一個時代都可以是戰略機遇期。

假如沿著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國權勢所塑造的世界市場體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否能夠實現？我認為那是緣木求魚。

在印度神話中，世上每個人都是梵天神夢境中的一個幻影，這個類比用以解釋全球化和“美帝”體系非常適切。做夢的主體是“美帝”，做的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夢，而所有的其他國家、企業、家庭、個人，都不過是這個夢境中的一個角色或場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消費市場為基礎的“美式全球化”體系中，其他經濟體的所有進步和努力，都會讓美元的購買力更加強大，而美元信用的創造是無窮的，信用擴張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儲備美元是有代價和限度的，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卻可以是無窮的，與無窮相比，再大的一個絕對值其實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這個體系在持續運轉，其他國家就不可能在規模和質量上真正超越美國，這是由全球化游戲的結構和分工機制所決定的。二戰后，無論是蘇聯、日本還是歐盟，其經濟規模和競爭力都無法超越美國，原因即在于此。挑戰者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戰勝占據了體系中心的霸權國的，因為你挑戰的不是霸權國本身的國民與國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內的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和資源。許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好處，卻不了解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結構性缺陷和增長天花板，更是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給中華民族及其執政黨帶來的長期代價和政治安全風險。

我經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說，追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并從中牟利，如同從一個高息攬存的龐氏騙局中投資獲利一樣。你貪圖的是他付給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卻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場體系的強大之處在于，短期內它可以帶給追隨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機會，但是長期看將會“消化”外圍追隨者中的異質文明，包括其制度、語言和組織體系。當年美國寄希望于通過接觸政策而和平演變中國，這種戰略自信不是毫無根據的。如同古羅馬時期的體系一樣，外圍國家的精英必然以講拉丁語（英語）為榮、以能夠移民至羅馬（美國）為家庭夢想。而要跳出這個體系也非常難，因為大多數政府和領袖都難以承受離開體系的風險和困難。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同盟結構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只是水中月、鏡中花。2012年之前，融入美國體系僅30年，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中某些人便紛紛轉移資產、轉換國籍；如果繼續隨波逐流300年，那么漢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說社會的穩定了。每念及此，盡管我自己作為一個典型的國際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時代的不少好處，但內心總是深以民族前景為憂。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為，其實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開了一扇機遇之窗。帝國的政治經濟學本質是杠桿，而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就是主動為“美帝”去杠桿。他以一種自殺式的瘋狂向全世界同時發難，以自鳴得意的食言而肥來營造不確定性從而牟取談判中的短期好處，用各種退群和推倒重來以便讓這個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稱之為牟取“違約紅利”：借了信用卡不還，你相當于得到一筆紅利，但是長期的代價將是昂貴的。他的這種倒行逆施相當于給全世界做“美國夢”的人們一個尖利的叫醒服務。正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國為中心的輻輳結構正在發生快速變化，大國競爭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相互競爭的時代，或者說“半球化時代”。在兩個平行體系相互競爭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獨立并超越美國才是可能的，以我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機會。大禮不辭小讓，與這樣的戰略機遇相比，局部的損失還算得了什么呢？